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了,我们真的吸取教训了吗?

当约翰-泰勒(John-Tyler)回忆起金融危机前的几年时,他仍然会感到非常愤怒。
作为非营利组织“国家社区再投资联盟”(National Community Reinvestment Coalition)的主席,他曾向国会发出警告,称早在2000年,这种具有掠夺性和欺骗性贷款就助长了房地产泡沫。议员们要求美联储制定规则,以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但经济在新规则被制定前就崩溃了。
“我现在仍然可以感觉到自己的愤怒。”泰勒说,他在波士顿的住宅长大,所以他对此非常了解,“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曾经为此战斗过。我们成功地让它引起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注意。最终,在他们觉得有必要做点什么之前,国家的经济就已经崩溃了。”
这场危机始于10年前的今天,当时摩根大通(JPM)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试图拯救贝尔斯登(BSC),此前贝尔斯登因抵押贷款投资蒙受了巨大损失。贝尔斯登是当时第一家倒闭的大型投资银行,但不是最后一家。
现在,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美国受打击最严重的那些经济领域终于开始复苏,CNNMoney回顾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种种迹象表明,当国会议员和监管机构开始放松他们制定的来解决和防止这些问题发生的一些规则的时候,类似的事情可能再次上演。
泰勒说:“10年后,我们坐在这里,短暂的回忆似乎无法让我完全回忆起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困境的。由于缺乏监管,我们陷入了混乱,现在我们讨论让银行付更少的责任,这显然没有任何意义。”
伤痕依然存在
当然,自从政府介入拯救银行体系以来,美国经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恢复。企业利润创历史新高,失业率达到17年来的最低点,自2009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点以来,股市市值已经增长了三倍。
但整个国家依然充满了变数。从许多指标来看,对于数百万美国人来说,经济复苏还远远没有真正到来。
以住房拥有率为例:到2017年,房价才真正停止了下跌,因为私募股权投资者购买了成千上万的法院拍卖房屋,并将其出租给房屋以前的所有者。许多人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以至于他们再也没有能力买回曾经拥有的房屋。
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仍然与以往一样低,因为蓝领职业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而且还没有完全恢复。
经济的复苏在其他方面扩大了差距:从地理上看,拥有大型科技孵化基地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城市在彭博发展,而铁锈地带和那些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城市逐渐落后。而按收入计算,大多数收入增长的家庭都是原本收入水平就处于前10%的那些家庭。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目前的美国家庭净资产中值仍低于1998年的水平,而且家庭负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此外,经济适用房短缺的问题还很严重。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时期过后,抵押贷款和建筑贷款的低迷一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那些艰难日子似乎已经从公众的记忆中消失了,就像我们忘记了从那些艰难的日子中吸取的教训一样。
美国国会在成立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时曾试图回答这个问题,2011年的那份崩盘的分析报告至今仍是极好的读物。它的基本结论是:金融危机并不像某些银行家和监管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场反常的偶然事件。相反,它是人为的、可预见的、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的。
如果立法者没有在20世纪90年代取消让银行保持小而相对简单的状态的法律,如果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们更加理性地思考他们创造和交易的复杂证券,如果美联储采取行动阻止那些可能慢慢腐蚀全国最大金融机构核心的不良抵押贷款的流入,那么这场全球经济的灾难本是可以避免的。
错失了改变体系的机会
然而,当时美联储的报告还在起草中的时候,经济衰退的下一篇章已经展开。
2009年,奥巴马总统通过了一项价值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挽救就业机会,并启动了住房抵押贷款修改计划,以帮助那些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人。
一年后,多德-弗兰克法案华尔街改革与2010年的消费者保护促进了新的监管机构的建立,以协调旧有的监管季候。这些监管机构之前通过暗箱操作来避免承担责任。它还设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该机构负责监督放贷者是否存在渎职行为。它指示金融监管机构为其衍生品,信用部门,抵押评估,高管薪酬,公司治理和其他在经济内爆中发挥作用的因素起草新的规则。
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现在的金融体系比危机前更安全,但人们对其应对措施的充足性提出了批评。许多人认为,为了避免更多的抵押品赎回权的丧失和更好地稳定社区,对房主的救助应该更加慷慨,而且一旦新的保障措施应落实到位,银行应更积极地向合格的借款人提供贷款。
还有人指责奥巴马没有因为不计后果的贷款而惩罚高管。尽管他们的公司(也就是股东)已经支付了数千亿美元的罚款,但这些投资银行和抵押贷款机构的负责人都没有进监狱。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本身就向司法部提交了11个刑事案件,但没有一个被起诉。该委员会主席菲尔-安吉利德斯(Phil Angelides)说,惩罚行动的缺乏向华尔街传递了一个信息:这些事件对个人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安吉利德斯说:“我认为,奥巴马政府没有追究责任人的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如果有人抢了7-11便利店1000美元,并且能够通过让别人支付50美元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还会再这样做吗?他们当然会。”
银行已经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遵守多德-弗兰克法案,即使是在他们写规则的时候,也仍然在违反这些规则,这导致了长期的拖延。截至2016年年中,20%的强制性规定根本没有被提出来。
美国财政部独立的金融研究办公室的预算也被大幅缩减,该办公室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建立的,旨在为即将到来的危机提供早期预警系统。
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阿纳特-阿德马蒂(Anat Admati)认为,改革者错失了提高金融体系透明度、降低了金融业对债务的依赖程度,但这可能会在利率开始上升时带来风险。
“我们还没有遇到重大危机和进行紧急救市。”阿德马蒂说,“但就容易出现的情况而言,我很失望,因为相对而言改变并不够充分。”
再现监管放松
如今,经过多年的努力,共和党人准备进行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以来最大的一次改革,在16名民主党参议员的帮助下,他们本周投票通过了对资产不足2500亿美元的银行的监管豁免。该法案还使大多数银行免于不得不报告那些用于警方审查和削弱抵押贷款承销标准的贷款数据,以及其他一些规定。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挑选的负责监管银行的联邦机构人选要么是为金融业工作的,比如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杰-克莱顿(Jay Clayton),要么是对他们负责的监管机构的非常严厉的,比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代理总监米克-穆尔瓦尼(Mick Mulvaney)。他们放缓或停止了执法行动和规则的制定,并强制冻结了招聘,限制了他们追究欺诈的能力。
再加上现在的市场充满了活力,这些转变再次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从不断上升的公司债务到网络威胁,这些威胁会在瞬间使整个公司陷入瘫痪。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凯瑟琳-贾奇(Kathryn Judge)认为,在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会利用较弱的工具来解决财务问题。他担心,这些对行业十分友好的监管机构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采取行动。
“这是从安全到增长的转变。”贾奇说,“如果你想要一个以增长为导向的体系,那么你就必须接受它将会变得脆弱。当脆弱变得明显时我们如何处理它的脆弱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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