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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历史人物(统一六国——秦汉历史人物评析之十八)

秦朝历史人物
这是读书人宏涛的第19篇原创作品
本文约6100个字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宋·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

公元前230年,秦国正式开启六国统一之战,仅用十年时间,先后灭亡韩、赵、魏、楚、燕、齐六国。
公元前221年,历经500余年诸侯割据、征伐不休、朝野混乱、民不聊生的春秋战国终于结束了。

这个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阳才正式封国的西北边陲部落,竟然统一了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经济领先的东方六国,并以咸阳为首都建立起中华大地上第一个中央集权专制国家。
嬴政开创的君主专制集权制度,在中国两千多年王朝统治中延续两千多年,直至1911年才告结束。
晚清思想家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
秦统一后的疆域东至大海,西至陇西,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李白在《古风·秦王扫六合》中以浪漫情感写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秦统一六国不是一日之功,更非嬴政独自功劳,而是数代国君励精图治,百万秦人接续奋斗,无数战役累积质变的结果。
秦在诸侯混战中成为最终胜出者,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秦国经济实力已经领先于东方六国。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核心比拼的是人口与粮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意思是关中由于水利设施的修建,占到了全国富饶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当时七国全部人口约2200万,秦国人口数量约600多万,接近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此时韩赵魏三国共约700万人,楚国约400万人,齐国燕国共约500万人;在粮食产出和积累方面,秦国新生地主阶级大量应用牛耕、铁器、灌溉等生产技术,带来农业生产力水平的稳步提高,秦国拥有的粮食和其他财富,几乎达到天下财富的六成,超过了六国之和。
二是秦国政治结构稳定效率更高。
秦从商鞅变法开始,废分封,行县制,第一批就设立31个县。随后在新占领地区全部设郡,郡的面积范围较大,前期政治功能主要侧重边防军事管理,当郡内形势稳定,人口经济恢复时,又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此时再在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治理体制。秦郡县两个层级的职业官员由国君任命考核调配,县以下乡、亭、里等层级的长官则以当地村民选任为主,郡县制的建立,使各级组织均拥有了较准确的人口、土地、税收数据资料,便于做出长远科学的经济政治决策。秦国大面积采用的郡县制与东方六国大部分推行的采邑制相比,中央从上向下汲取粮食物资、调用民力资源的能力更强,政令的高效传达,保障了各级执行效率更高。
三是秦国军功爵位制塑造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秦人精神。
《战国策》中记载:秦国拥有身披坚甲的士兵一百余万,战车超过千乘,战马超过万匹。在与东方六国的战斗中,东方士兵身披铠甲、头顶铜盔迎战,秦人为了行动迅速,则扔掉披甲,怒睁双眼徒身冲锋。秦军左手提着斩获的敌军首级,右臂夹着生擒的敌军俘虏,在战场中左右穿行、前后出击,士兵斩获敌军的数量决定爵位晋升。秦军攻打不肯屈服的弱国,如同将千钧重物猛击在鸟卵之上。《战国策》的如此描述,从侧面反映秦国与六国的军事实力从规模数量、单兵能力、军功体系等等都已经不在同一层级。
四是秦国重法轻礼的统治文化也有加速生产力发展的一面。
秦国实行“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把朝廷任命的官吏作为民众的老师,以书面的法律规令作为国民遵从。普通民众日常行为普遍轻礼仪教化,重法律规范,百姓日常纠纷最终不由族长裁定,而皆问询决定于法官,整体赏罚体系设置比较严厉。秦国这种以人性趋利避害为考量前提的“法家”治国精神,使秦国民众能够遵规守纪和号令必从,社会内部治理效率及经济军事发展速度不断提升,但也使民众缺乏道德修养和操守气节的滋润引导,这种法家独大的国民文化缺乏对冲力量平衡。单纯以法治国,轻视礼仪教化,必定是瘸腿走路,即使一时领先,但不能长治久安,这也为秦朝二世而亡埋下了祸根。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阴谋套路都只是徒劳。嬴政执政后,秦国已经拥有无敌于天下的威名,列国国君和政要更是谈秦色变,对秦国的普遍评价是“不可与战”。
秦灭亡六国是水到渠成之事。
首灭韩国。
韩国最弱且距离秦国最近,因此成为秦发动统一战争的首选打击对象。公元前233年,在秦胁迫下,韩王安被迫向秦王称臣。公元前231年,韩将南阳地献给秦国,以求苟存。次年,秦军攻韩,俘获韩王安,灭亡韩国,以韩地置颖川郡。
再灭赵国。
长平之战,赵国阵亡45万军士,壮年男子所剩无几。公元前230年,秦军灭韩后,兵分两路,一路攻打井陉(今河北省石家庄市西),打开从北部进入赵国的门户,一路从南部围攻赵都邯郸。此战幸赖邯郸内有赵国军民拼命抵抗,外有魏、楚等国极力援救,秦军始退。但是随后赵国却与燕、魏、齐反目成仇,不顾秦国虎视眈眈,四国内部陷入混战。
在秦攻赵的几次战役中,赵国名将李牧多次获胜,成为抗秦英雄,他极具军事才能,与白起、王翦、廉颇,被后世誉为“战国四大名将”。公元前229年,赵国以李牧、司马尚为将领,又一次击退秦军进攻。秦国硬攻无果,立即开启第二战场的反间战术,赵王迁的宠臣郭开收受秦国贿金,谗言李牧、司马尚两人欲反。赵王中计,杀李牧,废司马尚。
次年,秦将王翦率军从井陉入赵大败赵军,攻破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国自公元前403年立国,至公元前228年灭国。
秦灭燕国。
公元前227年,秦派王翦率军攻燕,燕军在易水以西损兵折将。次年,秦攻克燕都蓟城。燕王喜被迫迁都辽东郡。秦将李信率军穷追不舍,燕王喜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秦军暂时退兵。
燕王苟延残喘四年后,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破辽东,俘虏燕王喜及其他王侯大臣,燕国灭亡。

水淹魏都。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魏国顽强抵抗,最终数十城池失守,军民退入都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西北),秦军根据大梁城地势较低的特点,引黄河、大沟之水灌淹大梁。三个月后,魏都大梁土筑城墙坍塌,秦军冲入城内,魏王假出宫出降,魏国灭亡。
平定荆楚。
公元前226年,秦首先派王贲试探性进攻楚国,夺十余城。嬴政认为楚国易攻,便让王贲攻魏,计划安排王翦、李信攻楚。嬴政征求两人的用兵意见,李信认为二十万兵足矣,王翦则非六十万军不可。嬴政嘲笑王翦:“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派李信、蒙恬率军二十万伐楚,在获得几次小胜利后,楚军在名将项燕指挥下,突袭反击,追杀秦军三天三夜,接连斩杀秦军七个都尉,李信大败。
嬴政没有迁怒于别人,而认为战败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过于轻视楚国,于是亲自登门向王翦谢罪,请王翦率六十万大军出征。
六十万秦军浩浩荡荡离开咸阳,嬴政亲送至灞上。分别时,王翦趁机请嬴政赐予多处美田宅院。嬴政很疑惑:“将军率大军出行,怎么还担心生活贫困?”王翦继续请求:“我们秦国将领,有功终不得封侯。所以趁大王委派重任时,请大王赏赐田宅,为子孙日后多谋些生计。”王翦率军出函谷关后,又接连五次派遣使者向嬴政请求美田宅院。王翦的心腹下属不理解,便劝谏王翦不要太过度的请求封赏。王翦屏退左右,意味深长的说:“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秦王素来疑心重,这次把全国之兵授权于我,我只有做出贪恋财物的样子,才能让秦王安心,不让他对我有任何怀疑。”
王翦到前线后,要求“坚壁而守之”,楚军多日挑战无果,加上连续征战也使楚军疲惫不堪,产生厌战情绪,士气走向低落,楚军决定撤营后退坚守。当楚军开始后撤,秦军立即发起全线追击,大破楚军于蕲南(今安徽省宿县东南),杀楚军统帅项燕。
公元前223年,秦军攻入楚都寿春,俘楚王负刍,在其地设置郡县。
王翦又乘胜南征百越,秦国领土扩展到珠江流域。
智取齐国。
公元前221年,王贲、李信在灭燕后率军南下,与东进的其余秦军合围齐国都城临淄。
齐国内部主战与主降两派争执不下,临淄军民于是停止了抵抗,秦军几乎兵不血刃占领齐国都城。但此时齐军主力依然存在,如果齐王率领军民坚决抵抗,秦军必定要付出不少代价。秦国便派出使者陈驰,以五百里封地为诱饵,哄骗齐王投降。
齐王建认为大势已去,在身边佞臣们的劝说下,率军投降,齐国灭亡。
随后齐王建被迁至共地(今河南省辉县),秦军把齐王囚禁在一个松树林里,将其活活饿死。
 


嬴政在统一战争中,每攻克一个国家,便将其国都王宫绘作图样,制成模型,迁徙当地工匠,在咸阳北面的几道塬面上,建造战败国的王宫复制品。
建造“六国宫殿”目的是什么?
众说纷纭。
有学者认为这是秦国军事胜利的炫耀,显示一统天下的权威。
也有学者认为秦王嬴政喜欢建筑美学研究,用各国顶级建筑传递感受,体验伟大。
还有学者认为这是文化征服的一种形式。
战国时期,各地域之间限于交通、边防等原因,各诸侯国,国内各个采邑之间的文化经济交流还是比较贫乏。儒家推崇的“明伦重礼”极其符合封建分封统治阶级利益,贵族及普通民众的“重乡崇祖”思想在当时东方六国比较普遍。

项羽曾经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种重土思想传承千年,今日犹存,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一。
秦国每攻破一国,即把各城市的贵族富豪,强行迁徙至咸阳居住。
一是防范其利用个人势力及影响,与当地新任的郡守县令作对。二是充实关中人口,归拢天下财富。三是对豪强集中管理,防止犯上作乱。秦在统一进程中先后迁徙十二万富豪人家到咸阳。
这些贵族富豪的迁徙,使秦都咸阳集中了各国人才精英,各类地域文化在此交流融通。《汉书·地理志下》中说“五方杂厝(音如措),风俗不纯”,意思是数十万各地精英人群相互交汇、共同居住在咸阳。
咸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都会城市。
风格迥异、各具风情的各国宫殿建筑威严耸立在咸阳塬各处,这些宫殿成为故国子民的精神寄托和心灵归宿,各方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形成了中华文明“和合共生、守正出新”的精神特征,并不断激发中华民族创造出新的文明成就。
《汉书·元帝纪》中说:“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意思是没有人愿意离乡背井,所有人都喜欢一家团聚。
秦国强制性的迁徙,必定引起过激烈的反抗,为了统治稳定,六国豪强的迁徙是必须实施的,为了中和敌对思想,建造“六国宫殿”更大的可能是为了建立文化认同。
每当这些贵族豪强看到自己故国的建筑时,似乎觉得自己是和国君祖先一起来到这里,这里将是我新的家乡。
 

“六王毕、四海一。”
秦国完成统一,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的新纪元时代。为什么各个诸侯国家最终会凝结为一体?这是民众厌恶战争祈盼和平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向前发展的历史洪流。
一是民众已经深深厌倦了战争。
从春秋到战国500多年,各路诸侯混战民不聊生。孟子说“春秋无义战”,那战国时期的战争更是无道义仁爱可言。
据不完全统计,春秋时期的战争达395次,战国时期约230次。所有的国家都被卷入,所有的城市都在筑墙征兵,所有的民众都在乱世苟存。
二是黄河泛滥及自然灾害需要统一的政府。
中原地区历来是农业文明的中心,农业文明的显著特点是靠天吃饭。当天灾虫害频发的时候,一个小区域是无法做到资源调配的。例如某国由于天灾,产生粮荒,只能向周边国家借粮,有的国家出于仁义就借了,但有的国家则认为,天灾造成缺粮,缺粮民心不稳,那这是上天赐予我夺取土地城池的机会,于是起兵攻打,一场天灾又带来更大的人祸。
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称为“河”,长江称为“江”,其他河流一般称“水”。此时黄河由大禹治水初期的低洼河道已经逐步向“地上河”转变,各诸侯国被迫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修筑堤防以抵御河水,黄河从黄土高原带来的泥沙,在下游产生严重淤积,不断抬高的水位使得黄河经常发生满溢或溃决。
在公元前602年(周定王五年),黄河自宿胥口(今河南省浚县,淇河、卫河合流处)大约向东南方向平移了一百公里。改道后的黄河大致由今天的河南濮阳、河北大名、山东德州等地,经沧州北而东入渤海。《水经》称这次黄河改道为“大河故渎”,整个河道沿这条流路一直至西汉末年,又开始了新一次改道。黄河每一次的满溢、溃决,都使沿河城市坍塌乡村淹没,农业生产恢复需要数年时间,而改道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从自然现实条件出发,需要有统一的政府来治理河道,调配资源,迁徙人口,赈济灾民。
三是分散的小国无法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
自西周起,来之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威胁中原王朝的稳定。
第一起大事件就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中,游牧民族犬戎部落攻陷了西周首都镐京,最终导致西周灭亡。
第二起大事件是公元前662年(齐桓公二十四年),北方的山戎部落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在丞相管仲的强烈建议下,齐国举兵救燕,打败山戎。仅仅两年后,西北方的狄人部落又进攻邢国(今河北省邢台市),管仲联合周边国家援救邢国,最终获得胜利。齐国牵头抵抗游牧民族侵扰,获得了各国的一致认可,齐桓公被尊奉为“春秋五霸”之首,齐王也用“尊王攘夷”的旗帜,以诸侯长身份,挟周天子以令诸侯。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求发展,而是求生存。赵国在地理位置上,东北同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林胡、楼烦为界。这些部落常以骑兵进犯赵国边境,赵王为了国土完整民众安全,只能自我革新,确保生存。

嬴政统一后第一次出巡,回到咸阳,即安排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秦国随后又开始修筑西起陇西临洮(今甘肃省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来燕、赵等国长城连为一体。长城沿地形蜿蜒起伏,藉着天险设置关卡,主要目的是遏制游牧民族的南下骚扰。
四是“百家争鸣”的思想完成了实践筛选。
春秋战国时期,原有的以亲族血缘为基础,宗法封建为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族社会,随着周天子势微,诸侯利益纷争,而逐步解体,进入了“礼崩乐坏”的时代。
如何构建新的统治秩序,各种思想学说争相涌出,儒、法、墨、道等诸子百家活跃在春秋战国的大舞台上。
孔子周游列国,奔波14年,但没有一名君主真正愿意采纳他的主张。
墨家当时影响极大,和儒家并称为“显学”,思想主张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家作为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但在战国末期就已经式微。
道家在战国末期,曾经形成过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吕不韦组织人员编撰的《吕氏春秋》,也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但嬴政却因为对吕不韦的怨恨,而弃之不用《吕氏春秋》。
法家思想是在各诸侯国的政治实践中逐渐胜出的。商鞅变法让秦国迅速强大,韩非李斯的法家思想更是影响了嬴政的执政理念。曾经采用法家思想治国的赵国、齐国、韩国等国家都得到过迅速发展。
坚持按照法家思想治理的秦国,因为治理模式代表着当时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所以才能在诸侯竞争中取得最终胜利。
下期预告:《皇帝的诞生》统一之后的秦,国土面积、人口数量增长数倍,统治范围与治理难度发生巨大变化,如何以新的国家治理体系,保证秦朝政权的长治久安,嬴政和群臣们开始了探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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